【內容提要】 中國近代體育經濟主要有體育場館的建造及其經營、體育用品的生產和銷售、體育組織的運作、組織與參與運動競賽的經營管理、體育書刊的出版與銷售五大內容。它隨著社會和體育的發展而呈現出自身獨特的歷史發展階段;1840—1914 年為體育經濟開始孕育階段;1914—1927年為體育經濟進一步發展階段; 1927—1937年為體育經濟空前活躍和興盛階段;1937—1945年為體育經濟步入低潮階段;1945—1949年為體育經濟幾乎消失階段。今后應該加強中國體育經濟史的研究和宣傳教育。
  China modern sport economy consists of five capalogies: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sports fields and facilities;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sports necessities ; operation  of  sports  organization;  organizing and participating  management of sport competition; publishing and  selling sport books and magazin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sport, China sport economy shows its special historical development stages:  from 1840 to 1914,  sport economics was pregnant with. From 1914— 1927, sport economy developed very quickly. From 1927 —1937, sport economy became more flourished and blooming. From 1937—1945, sport economy was destroyed too. From 1945 — 1949, sport economy had almostdisappeared. In the nearly future, we should reinforce thestudy of China sport economy history and its propagation aswell as education.
  【日    期】(收稿日期:1997—09—16)
  【關 鍵 詞】中國近代/體育經濟/發展階段China modern times/sport economy/development stages
  我國的體育經濟學研究已經進行了10多年,但大多沒有體育經濟的歷史分析,體育歷史研究雖然已有80多年歷史,但很少有體育經濟歷史的系統研究。當前,吸收古今中外體育經營管理的先進經驗,已經成為中國實現體育產業化的時代需求。對中國近代客觀存在的大量體育經濟活動、現象和問題進行系統研究,無疑可以在理論和實踐上對上述問題的解決有所助益。
  1 對中國近代體育經濟發展進行歷史階段劃分的依據
  在中國近代經濟史的分期問題上,目前國內外尚沒有形成統一的意見。但在領域方面則基本認為應該包括民族資本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外國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幾大性質不同的經濟成分〔1〕。另外,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是中國近代社會的兩大根本矛盾。因此,外國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經濟與本國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經濟、本國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經濟與民族資本主義經濟之間的矛盾應作為分期的社會經濟背景。
  從一般規律和歷史事實看,作為一種特殊的部門經濟,近代體育經濟活動主要從為國家文教事業、社會公共事業服務的以輕工業為主的民族工商業中體現出來,這使得其進程與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歷程基本一致。另外,伴隨著近代體育的發展,近代各項體育經濟活動的結構和體系經歷了不斷成熟和完善的過程,這兩個過程始終貫穿近代體育經濟的發展過程中,這是劃分階段的歷史和邏輯依據。
  2 中國近代體育經濟的發展階段及其特點
  2.1 1840—1914:封建自然經濟逐步解體,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產生后在封建經濟和帝國主義經濟的夾縫中艱難成長的時期,體育經濟開始孕育。
  鴉片戰爭及此后的多次侵略戰爭造成的影響使中國封建自然經濟不斷分解。在19世紀60年代末,民族資本主義工業隨著洋務運動的推動也開始匯入中國經濟系統家具的大潮。19世紀末20世紀初,帝國主義逐步開始控制中國的經濟命脈,將中國作為商品市場、投資場所和原料產地。而中國政府則放松了對經濟的控制。
  資本主義生活方式對體育娛樂的要求推動了租界體育經濟的興起,并使之成為中國近代最早的體育經濟模式。1848年,上海租界已經出現了室內保齡球和室內墻手球運動,以后陸續出現了棒球、高爾夫球、帆船等多種西方運動項目及相應的各種體育器材和組織。還有一個專門的股份制體育基金會,稱為上海運動事業基金董事會,又稱萬國體育會,是1860年由4名外僑集股成立的。基金會以運動場的租金和借款的利息作為收入,1902年的收入為2500銀元,資產估計達82010兩銀子〔2〕。在單項體育組織中,1850年由5 名外僑組織的上海跑馬總會的經營較好,從會員每人10元的會費、賽馬會門票、賽馬博彩抽成、發行彩票中得到相當豐富的收入,充分體現了資本主義經營管理高投入、高收益的特點,這與租界較好地承接了資本主義的經營管理方式以及擁有大量特權密切相關。
  教會學校和基督教青年會是近代體育傳入中國的主要途徑。但由于強烈的文化侵略目的,這些地方的體育經濟活動并不活躍。大多數體育器材是從國外運來的,體育設施是這些單位投資興建的,費用都從侵略國家的侵華文化事業經費中支出。如武昌博學書院于1898年開辟了兩個足球場,漢口青年會設有體育部,建造籃球房和健身房等體育設施,對學生和會員進行體育鍛煉一般不收費〔3〕。
  封建統治者出于軍事目的修建演武廳和練兵場,商會出于貿易目的修建勸業場,歸國留學生創立體育學校和社團,建造體育場所,從國外購買體育器材的舉動也是這一階段初具雛形的體育經濟活動。前兩者后來成為開展室外體育活動的基礎,后者則直接推動了近代體育在中國的開展。1904年10月13日,在武昌閱馬場舉行了號稱“二萬人之運動會”,參賽者均為軍人。在宣統初年,湖北荊州、沙市也曾舉行過類似的軍人運動會,有自行車、拳擊等西方運動項目,推動了體育場地和器材的發展〔4〕。 上海租界的虹口娛樂場則是在萬國商團1895 年建成的靶場的基礎上于1909年修建的〔5〕。 這些場所的建造推動了體育活動的開展。
  20世紀初,一些留學生回國時帶來了國外的體育器材和運動方法。他們以創辦體育學校、社團等形式成為近代體育的重要傳播者。1908年,幾名紳商及留日歸國學生王季魯、徐傅霖、徐一冰創建我國近代延續時間最長的私人學校——中國體操學校,獲兩江總督批準,每月補助100銀元。后來還募集了趙竹均等17人317.5元捐款〔6〕。正因為經營收入低下,不少私人體育學校只延續了很短的時間。
  隨著19世紀末20世紀初體育教學和競賽活動價值的逐步確認,有關的經營管理開始出現。如1906年在京師大學堂舉行的一次6 所學校聯合運動競賽收取了門票〔7〕,1909 年中國體操學校出版了《體育界》雜志,上海均益圖書公司、文明書局(1902年創立)于《欽定學堂章程》頒布前后發行多種教科書,其中有《體操》一書,中國圖書公司在1909年出版了不少體育教科書,且銷量不少。
  不難看出,我國早期的體育經濟經歷了從引進西方體育用品和建造體育場館的經驗等到自行經營體育用品、建造體育場館、經營體育娛樂場所的過程。但中國體育經濟在此時并未成為獨立行業,即使在一些城市的綜合和文具商店中,體育用品銷售也是極不起眼的,這與當時近代體育的社會化程度較低有密切關系。自己制造體育用品更是鮮見,只有極少數私營手工業如皮革工因為1905年抵制美貨運動造成體育用品缺乏時生產或加工過少數體育用品,由于缺乏經驗,產品質量很差。如今天上海的“中華體育用品聯合商店”的前身陳林記起初是一家鞋匠鋪,由于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給租界洋人修補體育用具,積累了一定經驗,后于1910年成立了專門的體育用品制造和銷售廠。近代最早的體育用品生產廠家——上海協興運動器具公司也是在1910年之前幾年成立的〔8 〕。
  必須注意的是,“在19世紀的中國,具有頭等意義的是商業,而不是工業”〔9〕。 “甲午戰爭前外商在華投資主要集中在商業和金融業部門”〔10〕。這種狀況也使得體育經濟和近代體育一樣成為中國人被動引進和接受的事物,以經銷為本的商業而不是以生產為本的工業支配了早期的體育經濟。這是這一階段體育經濟不成熟的重要表現,也是我國經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初期的一般特點。
  2.2 1914—1927:帝國主義放松對中國的經濟壓迫,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空前發展的時期,體育經濟進一步發展。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各帝國主義國家開始放松了對中國的經濟壓迫。由于中華民國成立以后頒布了不少鼓勵發展工商業的政策,再加上這段時間國內各政權也忙于爭權奪利,對國內經濟的束縛減輕,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五四運動”以后國內的“收回利權”運動也極大地促進了民族經濟的發展,體育經濟也隨之擺脫了完全依附于其它行業的局面。
  學校體育、社會體育都由于體育經濟問題的逐步受到重視而獲得了不同程度的進展。1915年第4 屆全國教育會議三個重要提案“推廣體育計劃案”、“請速辦全國聯合運動會及各省區運動會案”、“改進學校體育案”都顯示了教育界對體育場地、器材和經費問題的重視〔11〕。
  隨著社會文化和民族工業的雙向發展,隨著體育課在學校教育中地位的提高,體育作為社會文教和公用事業的一部分得到了經濟支持,并且開始具備了基本的體育經營管理觀念。商務印書館為了滿足學校體育教學的需要出版了體育教科書,還設立了體育用品部,銷售給各學校,邊遠學校還有來郵購的〔12〕,收到了良好的經濟和社會效益。體育場所建造及其經營也受到重視,1917年3月30日,上海縣西門公共體育場建成,1926年建成上海江灣跑馬場高爾夫球場。創辦體育學校也成為不少有識之士的追求,1925年,余子玉與秦醒世獻出自己積蓄及嫁妝費創辦東南女子體育學校,該校學生為校舍搬遷的建設費用還進行舞蹈公演〔13〕。
  當然,由于缺乏經濟基礎,體育經濟活動受到局限。如1918年由留日、留美學生集資建立的上海私立東亞體育專科學校、1923年吳志青創辦的上海體育師范學校、同年成立的精武體育會體育師范學校,皆維持不超過兩年〔14〕。即使開辟了體育課的學校,體育運動器材也嚴重不足,“有的學校發動學生自制毛線球來拍來踢”〔15〕。
  少數經濟條件好、熱愛體育的商人出于自身娛樂需要或擴大社會影響的目的,也開始投資體育。1923年,上海地產商程貽澤創設三育體育會,該會于次年建造體育場,設有一片足球場、3片硬地網球場和1個墻手球場。1927年,程貽澤在三育體育會的基礎上成立優游體育會,興建體育場,設有4片草地網球和單墻手球場,以后陸續添設了籃球房及游泳池〔16〕。
  專門的體育用品制造業也在抵制洋貨運動中產生了。在全國性的抵制日貨和收回利權運動背景下,1915年設立于清末、主要以生產樂器為主的保定布云工廠開始制造網球拍、標槍、鐵餅、銅球等,隨著業務的擴大,該廠逐漸發展成為一家專門制造體育用品的工廠。次年。協和書院畢業生孫潤生也開始在天津自制籃球、足球、排球和壘球等球具,因銷路頗好,便于1920年正式開設“利生體育用品工廠”,產品種類逐年增加。繼“利生”之后,天津還有華北、春合等體育用品工廠的設立。在上海,除華東運動器具公司、中華體育用品公司、大華公司、標準運動器具公司、自強體育用品社等經銷外國所生產的體育用品的商店外,還出現了生產體育器材的協興工廠。1917年成立的天津華北制革廠也接受體育用品業務。
  國產體育用品銷售隨之開始出現。1914年,香港先施公司在上海招股港幣60萬元建起了上海第一家百貨公司。該公司以“搜羅環球百貨”為宗旨,同時設廠自己生產部分產品,其中便有體育用品。1922年,上海郭樂等商人集資60萬元建立了上海第二大百貨公司——永安百貨公司,辟有國產體育用品專柜。
  總之,初具雛形的各種體育經濟活動在這一階段都出現了,但明顯存在著個人投資多、政府撥款少,經濟效益低下,各種體育經濟活動之間互相聯系不緊密等缺陷。這說明體育經濟尚未形成體系和規模效應。
  2.3 1927—1937:社會相對和平、經濟發展較快的時期, 體育經濟空前興盛。
  1927年建立了基本統一的政權以后,國民黨政府加強了對各項事業的控制和管理,對體育的重視和資金投入都明顯超過北洋政府。同時,社會相對和平,社會經濟狀況好轉,社會購買力有了提高。據統計,上海工人的工資1936年比上年增長10.5%,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后的實際收入也比以前略高。1937年全國銀行存款總數比1931 年增加了近一倍〔17〕。這些因素都促使體育經濟活動活躍起來。
  國民黨統治時期頒布了不少加強體育建設和管理的法規:1928年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國民體育之振興及其進行方法案”、“勵行體育案”、“改進體育課程提高體育師資案”強調要重視興建體育設施,“各縣普設公共體育場案”和“請全國一致提倡體育案”提出普遍設立民眾運動場的建議〔18〕。
  在各級政府的重視下,體育場地的建造獲得了空前的進展。1929年全國有體育場1139個,全年經費257264元,職員1515人,到1935年體育場達到2508個,全年經費469146元,職員1885人〔19〕。
  對體育團體和學校體育的投入也有增加。1930年成立的山東省國術館開始時全年經費5000元,與中央國術館經費相當〔20〕。1929年成立的安徽省國術館每月從省教育經費中獲得800元,其余由館籌措〔21 〕。1928年開辦的安徽大學設有體育課,由于設備差,教師只得因陋就簡地進行教學和課外指導。1934年,政府教育部對該校下達“訓令”,增加體育經費,興建足、籃、排、網球場〔22〕。
  軍隊中體育活動的開展與軍隊指揮員的個人愛好密切相關。如1929年國民軍第11師吉鴻昌部入駐寧夏,舉辦了包括田徑、籃球、足球和網球項目的運動會〔23〕。其他如四川的楊森、西北的馮玉祥、湖南的何鍵、河南的商震、東北的張學良等都因自己的軍隊投資興建過體育設施,購買或制造過體育器材,有的還支持當地社會和學校體育,推動了體育器材和設施的發展。
  體育事業的政府投入雖然較以前多,但仍存在明顯不足的狀況,社會集資依然是體育經費的重要來源。1937 年湖北京山縣修建了一個800平方米的公共體育場,是該縣駐軍團長募集的2000銀元。武昌體育場(原省立公共體育場)維修除政府撥款一部分外,其余的經費也都是社會紳商、名流所贈。省立公共體育場全年的經費是4800元,由省教育廳直接下撥,其中含職工薪金3247.2元,事業費996元,辦公費556.8元,經費相當緊張〔24〕。1931年出版的王復旦的《運動場建筑法》并未強求達到標準的體育場地規定,而是完全貫穿簡單、將就的思想,力圖符合中國的經濟實際〔25〕,也表明這一階段體育經費的緊張狀況。
  值得強調的是,國民黨政府試圖加強對體育的控制,將體育納入政府的公共教育事業中,強調體育的福利性,但同時又無法提供足夠的經費,這就造成了當時民間體育社團生存和私人辦體育的艱難。1932年的《全國體育委員會組織大綱草案》中,要求私人辦體育學校和運動競賽的備案條件之一為“有確定經費而不以門票之收入為維持費者”〔26〕,國民黨政府堅持這種所謂的業余原則,脫離了當時中國的社會和經濟實際,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民間體育經濟的發展。1923年,在安徽體育專門學校任教的教師謝佩三,變賣自家田地,在蕪湖開辦華中體育學校,后因得不到政府津貼和社會上的資助,自力難支,于次年停辦〔27〕。更為嚴重的是,在“體育是福利”的觀念指導下,作為政府教育機構的阜陽國術館1930—1934年開辦國術普通班時采取“凡自愿報名,均可來學,不收分文”的政策〔28〕。在當時政府經濟實力不濟的情況下,這種作法顯然不穩定。
  私人經營的體育娛樂業適應部分政府官員和經濟條件優越階層的需要又有發展。30年代,上海跑馬總會每次賽馬門票5元,一場售數千張,加上各種彩票,每天收入數以10萬計。據1920—1939年統計,香檳票、狗嬴票2種彩票的收入達14139萬元,合計每年700多萬元。到抗戰前夕,跑馬總會尚積余2000多萬元〔29〕。而且這一階段一些大中城市的體育團體還進行了一些旨在賺錢、消遣和聯絡感情的運動競賽〔30〕。這一時期的3屆全運會都出現了觀眾擁擠不堪的場面,門票收入可觀,可見運動競賽經營的群眾基礎不錯。
  體育用品業隨著體育實踐的需要而得到了更大的發展。主要體現在體育用品的產銷合一和不同體育用品經銷的聯營,不少中國體育用品遠銷到歐美和東南亞。特別是1931年因日本武力侵占東北三省激起的抵制日貨運動,對國產體育用品的生產和銷售起了促進作用。春合公司的體育用品銷售成績卓著,華北、華中、全國運動大會,歷屆采用該廠足、籃、排、壘球及一切田徑賽用具;南洋新加坡、小呂宋、爪哇、檳城等各大體育會及英、美、意、德、俄、國際軍聯、商聯各大體育會均采用該廠各項出品。該廠在“全國各省市及南洋群島,新加坡,小呂宋,菲律賓,英國,美國,均有代理。”〔31〕利生工廠也擴大了體育用品制造的范圍,設有制球部、制鞋部、制革部、木工部、營業部5個部,突破了以往國產體育用品只有皮件行中所為的局面。1931年,上海永安百貨公司的運動器具部曾在體育書籍上作廣告〔32〕,也體現了體育用品銷售的聯合經營特點。它不僅溝通了全國乃至海外體育用品市場,也極大地推動了不同體育用品的生產和經營。
  體育圖書經銷的范圍較廣,體現了體育經濟領域的相互溝通與交流。如阮蔚村撰寫的《排球訓練法》于1931年10月由勤奮書局出版后,在上海市有第一公共體育場標準運動器具公司、華東運動器具公司、強華公司連長記網板號、啟新書局文華發行所等經銷點;在新加坡也有經銷點——世界書局。除此以外,全國其它城市南京、杭州、蘇州、無錫、常熟、江陰、鎮江、南通、松江、安慶、長沙、重慶、廈門、天津、北平、廣州、漢口、吉林、泰縣、濟南書店、中華書局及各埠各大書局都經銷該書〔33〕。
  綜上所述,在1927—1937年間,由于政府過分突出體育的事業和福利性質,以及偏重發展重工業的經濟政策,體育經營主要成為民間和私人資本的行為,但是政府和體育界受英美影響堅持所謂的業余原則,對民間資本的支持不夠,又制約了體育經營的發展。這說明當時對體育與經濟的關系及中國國情的認識不夠深入。
  2.4 1937—1945:抗日戰爭時期,經濟遭受破壞, 體育經濟步入低潮。
  抗戰開始后,國民黨政府在全國實行戰時經濟統制,以“國家至上”、“軍事第一”等口號進行經濟總動員。這種超經濟的國家干預破壞了市場經濟的自身秩序,使民間資本出現嚴重萎縮,中產階級日漸衰落。盡管這一階段的民族資本得到了政府技術服務和資金等的支持,如政府對民營工商業貸款從1937年的14.71億元增加到1939年的25.78億元,但統制經濟的日益加強,使民營工商業各行業同業公會成了國家行政機構中的附屬部門,政府對民間資本的利用大于扶持〔34〕。
  與此同時,抗戰爆發后,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在日寇的狂轟濫炸之下,體育設施均遭破壞,體育用品奇缺,許多體育教師改習他業,學校體育活動低落,全國普遍實行戰時體育,因陋就簡充實體育設備,被迫遷移到窮鄉僻壤的大學、中學及駐軍,各就地形辟置小型運動場,并在課外和平時利用溪河山丘,開展游泳、攀登等簡單的體育活動。
  社會經濟和體育背景直接影響到體育經濟的發展。受戰爭影響較小的西北和西南地區的體育相對發展較快,體育建設和競賽活動及學校體育都有一定程度的起色。
  在戰時政策的指導下,體育也得到了國民黨政府一定的支持。從1939年起,國民黨政府開始將教育文化事業預算內單列體育衛生事業費。同時,根據《國民體育法》的規定,教育部通令各省市將國民體育實施的經費列入各級政府預算。1940年教育部頒布《各級學校體育設備最低限定標準》〔35〕,從1942年開始,各省市逐漸將體育經費單獨列入政府預算〔36〕。如湖北武漢在淪陷之前,學校體育活動經費均由學生負擔,每學期交納5角至1元,自武漢淪陷后,學校體育經費改由教育經費中支出〔37〕。
  總的看來,戰時的體育經濟主要是盡力維持原有的,盡量彌補被破壞的。除了政府為了適應戰時體育的需要增加一些對體育的投入外,民間幾乎無條件進行創造和更新。日本侵入以后,山東“體育運動基本停止”〔38〕,湖北“體育專家星散,體育機構隨之癱瘓,體育活動無形停頓”〔39〕,上海淪陷區除租界外的體育活動幾乎完全停止,安徽省在近代有58個體育場,僅有一個金寨球場是在抗戰期間所建〔40〕。中國體育經濟顯然步入了低潮。
  2.5 1945—1949:國民黨統治覆滅時期, 體育經濟幾乎破滅。
  1945—1949年的5年間,中國經濟的主要矛盾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和新民主主義經濟之間的矛盾。其趨勢是國統區經濟的總崩潰,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勝利。
  這一階段的體育建設和體育經營幾乎湮沒,只在少數地區有一些相關活動。1946年四川省豐都縣胡朝聘在月臺寺開辦國術館;1947年,涪陵縣興隆鄉李恒剛自費舉辦籃球邀請賽,有18個鄉應邀參加〔41 〕。 1947年上海奉賢成立奉青體育會〔42〕。1946年,上海成立家庭手工業作坊式的華聯乒乓球廠,僅有幾副模具,生產給兒童玩耍的彩色賽璐璐球。1948年成立吳竹記體育用品廠〔43〕。
  正如國民黨的覆亡無可挽回一樣,這些零星的活動不可能根本改變和扭轉這一階段體育經濟破滅的趨勢。
  中國近代體育經濟發展階段論*

花的雨夜 發表在 痞客邦 PIXNET 留言(0) 人氣()